Quantcast
Channel: 何顿的BLOG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95

“幸福街”上的民族秘史与心灵悲歌

0
0

“幸福街”上的民族秘史与心灵悲歌
——读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

李耀鹏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摘 要:何顿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街》写出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基调,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普通人的凡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日常史诗的笔致再现了民族秘史和心灵悲歌。

关键词:《幸福街》;历史想象;日常生活;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曾将小说视为记录一个民族发展的秘史,梁启超在论及小说与群治之间的关系时也曾充满激情地将小说的作用提到罕见的高度。梁启超以思想启蒙和再造新民作为评定小说价值的起点,他认为,欲新旧中之国道德、宗教、风俗等,需用新小说作为其实现的前提。事实证明,历史的后来者总是借助小说建构的叙事和逻辑重新获得感知历史的可能,小说最大的魅力和动人的力量或许也就在于它承载着对时代变革和个人生活的真实表意。在这样的意义上,何顿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街》无疑带给了我们新的历史认识和美学期待。



一 对历史的重新想象与书写

学者祝勇曾指出:“小说的要务,便是从昏蒙的时间中醒来,面对那些裹挟在历史急流中的个体,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下的烙印,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痕迹。小说的本质不是描述什么历史画面,而是真实的心灵图景。”[1]何顿新近的长篇小说《幸福街》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历史的发展和跃迁进程,小说通过两代人的人生和命运遭际,在“元历史”的意义上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20世纪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无法逃遁历史带来的所有规训和惩罚是每个历史中的个体必然要承受的宿命,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的艰难跋涉无疑会激起后来者的悲悯和同情。幸福街是吕家巷进入新时代后的更名,“幸福街”的命名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的潜在叙述,同时也是对生存于其间的两代人命运的生动写照,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福”在历史的无声流转中得到鲜明的映现。小说中,父辈的历史以李咏梅、周兰、赵春花、黄迎春等人的人生命运成为书写对象。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是顾城笔下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一代人”,也是大声地向历史宣告“我不相信”的“一代人”。因此,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之痛、理想和信仰的挫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人”命运的生动隐喻。子辈的历史则以何勇、林阿亚、黄国辉、张小山、陈漫秋等年轻一代的人生和命运抉择作为叙事主体,他们的思想、精神和心灵在历史的错动和变革中成长,历史成为了他们无法逾越的羁绊和祭奠青春的墓志铭。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既有青春无悔的热情呐喊,也有与时代抗争失败后的无奈和彷徨。何顿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同时呈现出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历史,他将历史的经历者和赓续者的命运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构在一起,两代人面对历史和生命的无常时表征出的犹疑和绝望令我们扼腕叹息之余深表理解和同情。于是,《幸福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代人共同的心灵传记和精神证词。

对于历史的征用和消费是当下小说家用以描摹20世纪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然而,那些被建构的历史叙事中却鲜明地呈现出一种非历史化的倾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双重驱动机制使历史转而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随意性想象,于是历史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戏说和解构,历史的本原性和真实性消失殆尽。“当消费主义的思潮和诸如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时候,消费主义的指向就开始从作为普通商品的消费品转向了作为人类意义载体的历史,历史及历史的诸种转化都被当作消闲之资。”[2]《幸福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和考量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何顿讲述历史的方式让我们重温了一种久违的历史叙事,虽然这种历史叙事同样无法还原和抵达历史发生场域的彼岸,但至少让那些历史亲历者和想象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3]事实上,讲述历史本身在今天已经不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讲述。“历史仅仅是叙事的一种集合,就历史对过去的事件做出解释而言,所有的历史是像叙事那样被建构的。”[4]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着自身的历史观念的时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和讲述历史,表面上看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阐释,但实质上历史之真与我们渐行渐远。

《幸福街》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性红色叙事或者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是,小说中呈现出的历史质地近乎是原生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聚而成的思想焦虑和创伤记忆被何顿以平淡如水的方式有效地消解和置换了,他以“去政治化”的叙事方式将那些不可承受的历史和生命之重予以新的表达。很明显,何顿并没有继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写作传统,而是建构了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何顿在《幸福街》中并没有表达出对于历史锋芒毕露的批判和反思,他的写作初衷并不是对“谁之罪”问题的追索和探求,他也无意去突显和重塑个人的血泪与生命的悲剧,而是在平常静默中讲述着“含泪的微笑”。诚然何顿对于他小说中书写的历史肯定存在着自身的情感认同方式,但是何顿既没有对他讲述的历史作出任何的思想评说和价值判断,同时也刻意地避免了对那些痛定思痛式的历史劫难和暴力的正面呈现,以致于当我们重新走进和凝视他笔下的历史时,不会感到浓郁的伤感和悲痛,相反,我们体悟到了一种消逝久矣的温暖和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幸福街》讲述历史的方式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美学期待。它让我们从既往的那些带有正史性质的历史叙事的禁锢中走出来,进而开启了新的历史想象与言说方式。



二 日常之光与历史之影的叠映

在评论者的眼中,何顿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作家,这种辨识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小说写作并不单纯性地拘泥和追逐某种文学创作潮流,而是表征出一种非标签化的个人性写作风格。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会在其文学版图中建构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体叙事,这个时空体既是现实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作家安放情感和心灵记忆的重要载体。这个时空体就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迟子建的哈尔滨以及付秀莹的芳村等。对于何顿而言,他的时空体无疑是湖湘世界。在何顿此前的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湖南骡子》以及新近出版的《幸福街》中,湖湘文化、历史、风物和人情几乎随处可见,何顿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绵密、丰富而又无比诗意的湖湘地理学。因此,何顿的小说对于湖湘历史文化的书写就不仅仅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同时也凝结着他永恒的乡愁。《幸福街》中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流淌和贮藏着何顿个人的心灵秘史,作为当代中国的时空缩影,“幸福街”上的“小”历史与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也是彼此同构和互为印证的。何顿小说的重要特质在于他并不正面直视历史本身,而总是试图将历史设定为小说叙事的底色。换言之,何顿笔下的时代和历史仅仅作为小说的布景而存在,普通人或者说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才是他小说叙事的“主旋律”。那些潜隐在历史缝隙中的普通人纵然不会对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无声的沉默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中却鲜活地裹挟着历史的血肉记忆。很多时候,我们正是凭借着现实生活中那些庸常琐碎的细节和不被光亮照射的幽微地带走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很显然,何顿写作《幸福街》的思想原旨和初衷并不试图让我们看到历史如何影响着“一代人”的选择,而是以一种试图告别历史和革命的姿态,透过个人的世俗生活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这种对于历史本身的潜在拒绝并不是有意地遗忘历史或者将历史从个人的记忆中剔除,其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建构了一种由个人到历史的想象方式。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和实践轨迹表明,小说写作由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的内在转化和过渡是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一股清流。何顿不动声色地讲述着那些沉落到现实中的平凡而普通的日常故事,借由日常生活的光与影折射出历史的斑驳与沧桑。犹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家一般,何顿同样“贴着生活底层‘毛茸茸’的事实书写,传达出一种生活的无奈与渴望走出的焦虑,真实地再现了文学的中国经验,同时,他们在无奈的生存中又屡屡激起生命的韧劲与局部的激情,在原生态的冷酷中透出生存的硬度。”[5]小说《幸福街》中记述的生活便是如此,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是“一地鸡毛”式的,他们共同拥有着“印家厚”式的烦恼人生,在历史的夹缝中顽强地抗争着卑微琐碎的现实以求得生存。所以,何顿在他的小说中不再媚俗式地标榜和构建革命话语的叙事洪流,相反,他努力地将长久以来一直被强势的革命话语压抑的个人话语突显出来。这些置身在历史中的生命个体不再作为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而存在,他们成为了历史夜幕中最耀眼的星辰。个人不再是被话语建构的无生命的个体,他们成为世俗生存中真正地具有思想、生命和欲望的“活着”的个人。

何顿对于人的生命本能及其内在价值的高度肯定,使得小说《幸福街》中不再到处弥漫着历史的氤氲,而是充斥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正是这些微弱的光照亮了历史的深处并守护着历史最后的正义和尊严。就像小说中写到的林志华,痛不欲生的牢狱生活让他选择了背叛和妥协,他在威逼和诱骗中诬陷妻子周兰是国民党特务,林志华的迂腐和无知让周兰经历着身体和精神上难以言说的苦痛。然而,当林志华幡然醒悟到自己受骗的真相时,他以自缢的决绝方式表明自己真诚的忏悔。《幸福街》中的历史与生活就像光与影无法彻底割裂一般,历史的泥淖困厄了平庸的生活,琐碎的日常重新照亮了历史。一部《幸福街》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所有惊心动魄的时间节点,但何顿就像一个游离在历史边缘处的局外人,他近乎以缄默的姿态面对了那些潜藏在他笔下的历史。何顿将自己的历史情感和态度以“理解之同情”的立场投射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他既冷静而谨慎地让我们走进历史,同时又引领着我们走出历史的迷雾,回归和沉落到现实,何顿在虚幻的历史与真切的现实之间讲述中国故事和表达中国经验。



三 现实主义的回归

批评家贺绍俊曾鲜明地指出:“现实主义说到底,它应该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功,因此它也必然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功的训练,他以后搭建起来的文学大厦哪怕再富丽堂皇也是不牢靠的。”[6]究其实质,小说《幸福街》对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呈现决定了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或者更为切近地讲,何顿的小说叙事直接继承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支脉,它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和精神武器,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深切地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接受和发展过程。从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虽然这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进程使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涵和本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其忠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却从未改变。何顿是一个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家,对20世纪中国人坎坷的人生道路和生命体验的关注是其不断地走进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缘由。说到底,现实的人是构筑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任何的历史都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小说是人的历史,同样,历史也是人的前提和结果。”[7]《幸福街》的现实主义特质在于小说中书写的所有历史细节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在一个到处以“非历史化”的方式书写和呈现历史的时代,何顿以现实生活照亮历史的笔致就显得无比珍贵。小说中,我们在林志华、陈正石、黄迎春等父辈的命运遭际中感受到了历史转折期的动荡不安;在赵春花的身上看到了历史喑哑年代中永不妥协和屈服的女性生命的光辉;在林阿亚、何勇、陈漫秋等子辈的生命历程中体会到了知青一代人生命运的无常;在张小山的身上异常清晰地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个人奋斗的成功和失败;在陈兵和荷花身上感受到的是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中爱情的扭曲、背叛和死亡。何顿将这些芜杂琐碎的日常生活全部融汇到他的小说版图中,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和生命的状貌连缀到一起就构成了大时代波云诡谲的历史图景。因此,何顿的历史叙事就实现了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统一,即人是历史中的现实人,而历史则是由真实的生命个体构筑成的历史。

小说《幸福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还鲜明地体现在何顿对于人的情感的肯定和书写。对于正义、善良、爱情、美的心向往之是人类源自本能的共通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它们的存在完全超越地域、种族、阶级等构成的阻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构成中,爱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被压抑和禁锢的,它只能被淹没在革命话语的神圣光环下而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然而,何顿在小说《幸福街》中却不吝笔墨地写出了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情感生活,他们的情感经历不仅生动地映照出了历史的真实面相,同时也浮现出作家何顿对于历史的反思意识。何顿笔下的情感叙事迥异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爱情只有在革命的庇护下才具有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当然,何顿没有像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那样,将革命时期的爱情表达得如此阴暗和畸形,通过对身体和欲望的爆炸式宣泄达到对历史的质疑和批判。何顿同样也没有像艾米的《山楂树之恋》一般,将残酷年代里的爱情渲染得那么虚幻和诗意,在这种虚拟的历史场域中,历史的真相和本原已经不再重要。何顿以存在主义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幸福街》中的那些杂糅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情虽然曲折破碎,但是它们直指的是健康美好的人性。我们不难发现,何顿在《幸福街》中写到的爱情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感使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晦涩凄楚的氛围。

小说中的赵春花因为丈夫陈正石的历史问题而受到牵连,多年来她与女儿陈漫秋一直忍受着非议和欺辱,在历史的涡流中坚强地求着生存;然而,当赵春花走过艰难的岁月与暗恋她多年的常万林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时,子辈的不理解和思想上的隔阂又令她的感情生活屡遭磨难。周兰的人生命运和情感经历更为凄惨,丈夫林志华的泄愤和报复令周兰蒙受牢狱之苦,严主任利用权力之便对其身体和精神进行残酷的掠夺与戕害。彭校长是爱与美的化身,他让周兰看到了生存的最后希冀,然而,当周兰被无罪释放后,彭校长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周兰最后的情感寄托也不复存在了。在周兰身上我们看到,女性在强大的历史和权力面前显得如此低微和卑贱,她们无力抗争自身的宿命,甚至寻求一处安放情感的港湾都不可得。此外,何顿在《幸福街》中写到的青年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同样充满着遗憾、悔恨和不幸。何勇与唐小月之间的爱情表面上幸福甜蜜,而在何勇的内心深处林阿亚是无法治愈的伤痛;张小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迅速发迹,然而财富的积累却也令他欲壑难填,道德的沦丧使其与妻子方平之间的患难情感最终离散瓦解。陈兵与荷花、黄琳与高晓华、黄国艳与鲁智力等人的情感经历和爱情生活同样充满着坎坷与不幸,正是他们身上带着世俗和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两代人共同经历的中国式的命运跌宕起伏。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中,人以被抛的方式来到世界,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具有宿命的性质而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幸福街》中两代人的人生命运而言,他们被充分理解是令人悲叹的,不被完全理解又是无比痛苦的,或许我们只能在无边的想象中给予理解和同情。

何顿的《幸福街》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是其叙事采用的儿童视角,小说前半部分是以儿童的叙述视野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儿童的世界是无比纯真和浪漫的,他们对现实的平庸和历史的复杂是无从感知的,然而,当我们将历史的隐痛与忧伤放置在儿童的世界中时,历史本身的真相和正义也就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很多小说家倾心于在儿童的叙述视野中书写历史的暴力和罪恶,以此让人切肤地领悟和感受到历史深处那种无法言说的疼痛。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将一个孩子设定为历史的主宰者,通过孩子的口吻讲述历史的癫狂和幽暗;鬼金的小说《孤儿》《姐姐的纸火车》《向上生长的春天》等也以儿童作为叙事的支点,揭露历史的黑暗与诡秘。与之迥异的是,何顿并没有建构一种恶的美学,他理性而节制地平衡了儿童视角与历史书写二者之间的关系,历史的滞重感被轻盈灵动的儿童叙事有效地消解了。总之,何顿作为“历史的书记”,将历史的风云写进了小人物生活的幽微地带,小说《幸福街》细腻柔软的笔触犹如静谧的河流一般,从历史的深处缓缓流淌而来。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曾讲过,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诗本身就像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的确,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幸福街》就是作家何顿的历史立场与其思想情感汇聚而成的一种情绪,正是这种情绪让我们得以重新面对历史。克罗齐强调,“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8]其实历史的真正指向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正在建构历史叙事的当下。于是,我们坚信《幸福街》绝不是何顿书写历史的终点,相反,它成为了何顿再次想象和走进历史的新起点。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95

Latest Images

Trending Articles





Latest Images